王国维（1877～1927），字静安，号观堂，浙江海宁人，他可以算得上是中国近现代最杰出的学者。在文、史、哲诸方面都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。一向苛以誉人的鲁迅先生认为“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”（《热风·不懂的音译》）。陈寅恪先生认为王国维的学术成就“几若无涯岸之可望、辙迹之可寻”。他从三方面总结了王国维的学术内容和治学方法，即“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”、“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”、“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”。并认为据此在考古、上古史、边疆史地、文艺评论等许多方面取得的成就“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，而示来者以轨则”（《王静安先生遗书序》）。
然而，除了其难以企及的学术成就外，王国维的自杀也一直为人们所关注，70年来，对于其自杀的原因，聚讼纷纭，已成学界公案。
据王国维的学生柏生的回忆，在自杀前一天，清华研究院的学生因为考试结束，行将放假而公宴诸导师，席间王国维先生还兴致很高地与他们谈论有关蒙古的杂事，当天晚上，他还与谢国桢去王家问阴阳五行的起源等问题。自杀的那天上午，王国维先生还到学校，让校工去他家取成绩稿本，并与研究院办公处侯厚培谈论下学期的招生事宜，时间甚久，后又向侯借大洋两元，因侯当时没现洋，故借给他五元钞票，王国维随即雇车去颐和园，据园丁回忆，王进园后，先在石舫前木坐许久，后步入鱼藻轩，吸纸烟，旋即跳湖。从跳湖到得救，其间不到两分钟，甚至连里衣都没湿，但已无呼吸，一代学者杳若黄鹤西去。（可参见《记王静安先生自沉始末》，《国学学报·王静安先生专号》）
王国维的自杀，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，一方面，已被冯玉祥赶到天津的逊帝溥仪下诏封王国维为忠悫公；而海内外学术界也纷纷举行纪念活动，仅出版的纪念专号就有四辑，与前一年另一位学界巨子俞樾离世时的寥落适成对比。
但王国维正当盛年，在学术研究如日中天之时，遽尔自沉，给后人留下了诸多疑问，至今仍未能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，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，既有复杂的社会背景和王国维自身矛盾的性格的因素，也有分析者的立场和意识形态的纠缠，因此，回顾各种对于王国维自杀原因的分析，这本身就是一件有意味的事情。
［一］殉清说。对于王国维的死因，影响最大、流传最广的要数殉清说，其最主要的理由有两条：
其一是辛亥革命后，他随罗振玉东渡日本，成了所谓“胜朝遗老”，而且至老也没有剪掉作为时代象征的辫子。1923年，受废帝溥仪征召出任南书房行走（五品），自杀前还托罗振玉将“论政事疏”转交给溥仪，表明心迹。而溥仪正是读了王国维的疏论后，感到“孤忠耿耿，深恻朕怀”就加封论赏的。当时的一些遗老因此把王国维比作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。《清史稿》还为他立了个“忠义传”。而激进的思想家们则指责王国维保皇，为满清完节。现代学者陈元晖也认为“王国维是保皇派，他终其一生都是尽忠于清朝皇帝的，……对于历史发展的必然结局，他不敢设想，最后只能用自杀来结束他的一生。”（《王国维的美学思想》，《哲学研究》1980年第5期）但是，“论政事疏”的真实性一直受到质疑，王国维的弟子赵万里认为此遗折乃是罗振玉伪造；且遗书中并无一语涉及清王朝及溥仪。也无关于遗折的交代。后来，溥仪在他的回忆录《我的前半生》中说“这其实只是罗振玉的文章，而我在不知不觉中，成了这篇文章的合作者。……其实那个表现着‘孤忠耿耿’的遗折，却是假的，它的编造者正是要和死者‘九泉相见’的罗振玉。”不过，也有人认为王国维上遗折之事“当属事信”（参见叶嘉莹《从性格与时代论王国维治学途径的转变》注26）。依笔者之见，溥仪之回忆录有一种彻底悔过的倾向，故对于早期活动包括伪满时期的描写显然并不能称为信史，且他也并无确凿证据证明遗折系罗伪造。
其二是遗书。王国维死后，人们从他的衣物中发现他留给其儿子王贞明的遗书，上书“五十之年，只欠一死。经此事变，义无再辱！我死后，当草草棺殓，即行蒿葬于清华园茔地。……书籍可托陈（寅恪）、吴（宓）二先生处理”。早在1924年11月，溥仪被逐出紫禁城时，王国维就有自杀的意图，只是家人严加看护，才未能得逞。1927年北伐军挥师北上，湖南军政府把叶德辉给枪毙了，同时浙江军政府也籍没了章太炎的家产，这使王国维受到巨大的刺激。为了避免再次受辱，按“君辱臣死”的古训，便不如一死了之。很多人对遗书能否成为殉清之理由存在疑问，因为王国维并没有叶德辉在湖南组织筹安会这样的劣迹，也不曾发表过鼓吹复辟的言论，更没有参与复辟的活动，当溥仪决心依靠日本，以天津为基地进行复辟活动时，王国维已到清华研究院当教援去了，按一些人的说法是“食了周粟”了。王国维仅仅是留了一条辫子、做过清室的官而已，王国维更多的可能是恐惧，深恐自己也遭受屈辱，故而有“五十之年，只欠一死。经此事变，义无再辱”之绝笔。但遗书中只交待家事及书籍之安排，丝毫没涉及清帝及东躲西避的朝廷，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篇遗书看作是一种内心的恐惧，而明确的价值指向，或未可知。
［二］殉文化信念说。陈寅恪先生认为这种把将王国维之自杀归结于殉清的说法是“局于一时间一地域”，并没有了解其平生的志向，他说：“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，为此文化所化之人，必感苦艰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，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；迨既达极深之度，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。……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；劫尽变穷，则此文化精神凝集之人，安得不与之共命运而同尽，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，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。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，皆不足置辩，故亦不之及云。”（《王观堂先生挽词》）梁启超在王国维墓前的演讲中称王国维的自杀“完全代表中国学者‘不降其志，不辱其生’的精神”，不能把自杀看成是一种怯懦的行为。虽然梁启超用伯夷、叔齐来比照王国维，容易为持“殉清说”者利用，但客观地说，他的说法接近于陈说。
但这种说法也并不能使人完全信服，即使按陈寅恪先生所言王国维所殉为抽象之理念，但陈又言，这抽象之理念不能不有所依附，正是在这种依附中，“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；……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”，缘何王国维不能将溥仪视为以康熙呢？
［三］罗振玉逼迫说。王国维和罗振玉之间的关系，实在非同一般。王国维青年时，就不满于科举贴括之学，以至于在参加科举考试时“不终场而归”，向往新学，却因“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”。1898年，王国维来到上海，在《时务报》任书记校雠工作，并为馆主汪康年司笔札。业余时间去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学习。罗振玉慧眼识才，在各方面提携奖进，甚至资助他去日本留学。从此王国维便处处跟随罗振玉，罗办杂志，王国维便替他做编辑和翻译，罗奉调到北京，任职学部，王国维也随之赴京，在罗身边任职。辛亥革命后，罗携家眷去日本，王国维也举家搬到日本，后罗振玉定居天津，罗又给王国维弄了个“南书房行走”。罗“奉旨入值南斋”，王国维又帮他整理皇宫内府的文物书籍，王国维的兴趣和研究重心从哲学、文学转向甲骨文、边疆史地、敦煌学，除了自身的原因外，与罗掌握大量的新发现，而他又帮助罗整理考证有关，这一点可从他《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》一文中得到证据。对于这种带有依附色彩的关系，王国维一方面有一种报恩思想，同时也感到屈辱，觉得是“为生活故而治他人事”。尽管罗、王两家后来有了姻亲关系，王国维内心之不平衡依旧存在，罗、王之间关系的破裂显然也有这种心理背景的影响。到目前为止，持因逼迫而致王自杀说的理由主要有两个。其一是逼债，据郭沫若说：“据说他并不是忠于前朝，而是别有死因的……据他的死，实际上是受了罗振玉的逼迫。详细的情形虽然不十分知道，大体的经过是这样的，罗在天津开书店，王氏之子参与其事，大折其本。罗竟大不满于王，王之媳乃罗之女，竟因而大归。这很伤了王国维的情谊，所以逼得他走上了自杀的路。”（《鲁迅与王国维》，《历史人物》）此外，溥仪提供了另一个传说，说的是清帝内务府大臣绍英托王国维代售一批字画。罗振玉得知后，从王国维手中把字画要了去，说可以替他卖，但卖后罗把所得的一千多元扣留，作为王应还罗的债务。致使王国维无法面对绍英的催促，因而自尽。（《我的前半生》202页）其二是罗在王丧子后，把新寡的女儿从王家接回，致使王国维感到很丢面子，与王国维交往近三十年的殷南说：“在去年秋天，既有长子之丧，又遭挚友之绝。愤世嫉俗，而有今日之自杀。”（《我所知道的王国维先生》，《国学学报·王静安先生专号》）不过这几条理由有很重的推测因素，因而无法将之作为确证。且罗振玉因出仕伪满、盗卖国宝，一直口碑很坏，史达在他所撰《王静安先生致死真因》一文中说：“罗振玉本是个假借学问而虚名来骗人的大滑头，他专以贩运中国古籍出洋及造作假古董弄钱为业。……这样的人，品节如何也就可揣而知，不幸王先生正在他做苏州师范学堂监督时去担任教课，于是被他拉拢着做他学问上的工具。”（《文学周报》五卷一至四期合订本）甚至认为王国维作了“遗老”也完全归罪于罗振玉，如顾颉刚说“罗氏喜欢矫情饰智，欺世盗名。有意借了遗老一块牌子来图自己的名利，他在这个环境之中，也就难以自脱，成了一个‘遗而不老’的遗老了。等到成了遗老，骑虎难下，为维持自己的面子起见，不得不硬挺到底了。”（《悼王静安先生》，《国学学报·王静安先生专号》）这或许就是陈寅恪所说的“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”。这些说法明显带有情绪性，因而不能算是持平之论，一方面完全抹煞了罗振玉对于王国维当初的帮助提携之功，同时也把王国维看成一个毫无主见的傀儡式的人物，显然是对王国维的内心世界缺乏深入的了解。王国维学术旨趣的转变，既有当时地下新发现的刺激，更是他“智与情兼胜的秉赋”和“追求理想的执著精神”内在原因的促成。（参见叶嘉莹《从性格与时代论王国维治学途径的转变》，《保守主义》，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，1982）王国维的学术研究虽贯通中西，但政治思想的保守性也很明显，他从根本上是反对革命的，他明确把孙中山、陈独秀比作洪秀全、杨秀清，其实学贯中西而又保皇，这在中国近代亦非个案，严复等人即是明显之旁证。
［四］性格悲剧说。王国维天性忧郁悲观，在《静安文集续编·自序》中，他说自己“体质羸弱，性复忧郁，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。自是始决定从事于哲学”。叔本华思想中的悲观色彩和天才观与王国维忧郁的性格深为契合，王国维一向自视甚高，以天才自况。王国维认为一般人的快乐与痛苦，仅仅是生活中之快乐与痛苦；而天才由于能洞见痛苦之根源，因而要承受更为深切的孤独和痛苦。而哲学并不能慰藉他的内心的矛盾，在《自序》二中，他说“余疲于哲学有日矣。哲学上之说，大都可爱者不可信，可信者不可爱。……知其可信而不能爱，觉其可爱而不能信，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，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，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。”但他又说“余之性质，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，欲为诗人则不苦感情寡而理情多。诗歌乎？哲学乎？他日以何者终吾身，所不敢知，抑在二者之间乎？”美术作为解脱人生痛苦之途径，但他智与情兼胜的内在冲突，难以使他找到一种“动态的平衡”。因此他悲叹人生如“辛苦钱塘江上水，日日西流，日日东趋海。”（《蝶恋花》）王国维35岁后，专力于经史、古文字的考证，期于远离现实，心远地自偏，有诗为证：“掩卷平生有百端，饱更忧患转冥顽，偶听啼?怨春残。坐觉无何消白日，更缘随例弄丹铅，闲愁无分况清欢。”（《浣溪沙》）“弄丹铅”即考证之事，能使一个多愁善感之人忘忧吗？这只能使王国维更加落落寡欢，少有朋友，王国维是个执著于理想之人，他向往一种无功利、纯粹的学问，因此他抨击康有为、魏源、严复以政治或功利为出发点的学术路径，更厌恶以学术求官，心中常有举世皆浊而我独清的遗世独立之感，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：“本可不死，只因既不能屈服社会，亦不能屈服于社会，所以终究要自杀。”（《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辞》）
由于社会历史的急剧变化本世纪文化人之自杀，几乎都不能说是新闻。我们现在也很难真正了解其自杀的真正原因。因为死者已逝，令我感兴趣的还有对于自杀方式的选择，在缺水的北京，至少有梁济、王国维和老舍选择了投水自杀，其间的意义或只有他们知道。但在王国维本人而言，他并不将自杀看作是解脱的良方。他说：“解脱之道，存于出世，而不存于自杀。”（《红楼梦评论》）但他还是选择了自杀，必有其不可化解之症结。王国维生活于中国社会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中，因此他的死既有复杂的社会背景，也有其曲折的人生经历的作用，但谚云：性格决定命运，综观上述四种理由，以私意度之，王国维之自杀最主要的应是其矛盾又忧郁之性格，而国民革命军对叶德辉等人的镇压是其触媒。他在一篇文章中分析自杀之原因时说：“自心理学上观之，则非力不足以副其志而入于绝望之域，必其意志之力不能制其一时之感情，而后出此也。”（《教育小言十则》）亦非自况乎？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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